在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福明路18号的谐和医调委办公室，既有80多岁的专家医师坐镇，也有20岁出头，曾在外贸公司、律所上班的年轻人。他们被称为“医患纠纷的消防队”。

成立近三年，这支“消防队”以不足10人的调解员队伍为120多家医疗机构1000多名患者提供了全程免费的调解服务。今年10月，他们作为深圳市诉调对接工作先进集体受到深圳市委政法委、市中院、市司法局、市人力资源局联合表彰。

从法院走向人民调解

深圳市谐和医患关系协调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谐和医调委”）的成立，可追溯到2012年。那时，福田法院开始探索多元解纷改革，向社会各界抛出“橄榄枝”。在这样的契机下，47岁的律师吴毅成为福田法院一名人民调解员，并被派驻到深圳一家三甲医院。

“在医院当调解员期间，我不仅积累了医疗纠纷调解经验，还对人民调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不仅能从法律层面，更能从道德层面化解社会上最复杂、最繁杂的纠纷，并且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将正面信息和正能量给予大众。”吴毅笑着说道，他曾以专业知识和高认可度、高调成率，为福田法院立案庭获得了第一面医疗纠纷调解的锦旗。

“为什么不成立一个中立的第三方调解组织，汇集更多人加入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队伍中来呢？”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后，2014年，吴毅开始做规划，打报告，积极筹备谐和医调委。

如今，吴毅租住在龙岗区一处城中村，为了维系谐和医调委的运作，他卖掉了原有的房产。“我希望尽量做到中立，做到纯粹。”正是吴毅坚持这份信仰，谐和医调委从不接受任何商业赞助，换来了医患双方的信任。

2015年，吴毅参与调解了一起医疗纠纷案件。患者在医院分娩时，因羊水栓塞成为植物人，新生儿也患有脑瘫。谐和医调委的调解员团队连续三天两夜陪在患者家属身边，以过硬的法律知识、动情的心理辅导、感同身受的情理分析，让原本情绪激动的医患双方握手言和。最终，谐和医调委仅用一周时间，就化解了这起棘手的纠纷，并促成医患双方协商确定了253万元的赔偿款，创下了近年来深圳市医疗纠纷赔偿的最高额。

“253万元这个数字，并不是我对这一案例难忘的原因。深深印在脑海中的，是调解成功当天，我离开医院的一幕：调解成功后，患者家属拥抱在一起哭，说如果没有调解员，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吴毅告诉记者，这让他感觉到，纠纷发生时，当事人已经将一切都托付给他了，当事人的托付，比黄金还重要。

“为人民调解”不仅是口号

谐和医调委代表的第三方专业力量的加入，对福田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深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来自福田法院的权威司法平台和支撑，也为谐和医调委提供了司法资源和发展方向。

2018年3月，福田法院将谐和医调委吸纳为特邀调解组织，由谐和医调委派驻专业调解员到福田法院参与医疗纠纷案件调解。同年11月，福田法院在谐和医调委设立了在线司法确认工作室，安装了在线司法确认的全套操作系统。此后，医患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后，只需要带上身份证件，就可以在谐和医调委连线福田法院完成司法确认，打印裁定书，全过程通常只需要30分钟，办事效率大大提升。

2018年4月，谐和医调委接到的一件棘手案子。吴毅介绍，2017年8月，患者赵某在医院查出两颗直径1mm的大脑血管瘤，医院建议以微创手术治疗。手术过程中，赵某的脑血管破裂，术后被转入ICU抢治了5个月，最终心跳停止，宣告死亡。患方家属认为手术失败是医院的技术问题和失误导致的，多次到相关科室投诉，要求赔偿。医院则表示，患者的临床症状与脑血管畸形相关，保守的治疗方式是观察，但观察可能导致血管瘤瘤体增大使赵某失去手术机会。医院是经多方讨论并报重大手术后施行手术治疗的，患方也在重大手术报告上签字确认了，因此医院并不存在诊疗过错。2018年4月，双方向谐和医调委申请调解。

面对医院与患者家属之间较大的分歧，吴毅仔细整理患者病历资料，提交专家组定责定损，并在医院医疗纠纷负责人更换的波折下多次沟通，核实事情经过，终于让医患双方就赔偿方案达成了一致。然而，就在调解协议书将要签订时，患者配偶与患者父母又因赔偿款的分配问题出现分歧，调解工作再次受阻。

今年6月，案件诉至福田法院。谐和医调委驻点在福田法院的爱心调解员谭莉华负责进一步调解患者配偶与患者父母之间的纠纷。经过4个多月的三方奔波，左右调和，谭莉华终于说服了患者配偶放弃优先分配赔偿款的要求，以赔偿款均分的调解结果结案。10月，围绕医院、患方配偶和患方父母这三方的矛盾纠纷，终于在谐和医调委和福田法院的联动下得到妥善化解。

谐和医调委办公室外墙上，挂着“为人民调解”的口号。办公室里，随处可见锦旗与奖牌。记者了解到，不久前，谐和医调委还组建了一支医疗纠纷调解志愿者队——深圳市谐和医调服务总队。任何有心帮助医调事业的人，都可以通过申请成为深圳义工，加入其中。目前，这支已有117人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中，下个月就要去河源市做助学、助医活动。

“谐和医调委想做到更多，需要大家互相帮助，一起改变。只有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走向社会了，我们的机构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吴毅如是说。